1月25日，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與市地方稅務局共同出臺該市享受優惠政策普通商品住房的新標準。由于新標準放寬了對普通住宅的認定范圍，減輕了部分購售雙方的稅收負擔，由此也產生“樓市調控放松”、“政府托市”等雜音。不過，從目前北京樓市依然平靜來判斷，雜音并未影響樓市整體下行的大趨勢、樓市仍需承受向下的“痛”。
　　臨近年末，通過房地產公開數據的比對，人們對樓市拐點即將或已出現的判斷深信不疑。所以，“放寬”的北京新標準雖然在樓市調控的敏感期內出臺，但與長達一年多的樓市調控期以及“長短拳”并用的樓市調控手段相比，一條地方性的、購售房稅收政策的放寬不能引發“波瀾”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作為樓市調控的決策者及主導者，地方政府即便是極其微小的樓市調整舉動也會成為關乎市場走向的某種信號。從交易市場冷清到房價下降再到拐點出現，樓市“向下”的發展趨勢由于符合大環境、大氛圍以及大多數人的訴求被認為會更加順暢。而實質上，因降價在多地引發業主維權事件以及因市場蕭條導致民間資金鏈條斷裂等問題暴露出局部地區樓市正在承受向下的“陣痛”。這種“陣痛”是否會迫使地方政府“手下留情”也是人們最為擔心的問題。部分民眾認為，這種擔心并不是沒有道理，上海相關部門近期對房價的“限降令”便是最有力的證據。
　　眼下部分城市樓市的命運可以用“樹根爛了，大樹遲早要倒下”來形容。陣痛感或許是難以忍受的，卻是萌生新根、健康成長的必經階段。這種“陣痛”當然也需要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樓市利益相關者共同承受。
　　地方政府必須直視樓市調控可能帶來的除樓市以外的“附加品”，例如因樓市蕭條所帶來的民間借貸突出及惡化問題。內蒙古鄂爾多斯的康巴什新城是我國房地產熱的一個縮影。在9月份閉幕的第三屆鄂爾多斯住房交易會上，當地媒體稱“在為期四天的住房交易會上，當地的參展企業有50多家。”經記者了解，這一數量占全部參展企業的90%以上，從房地產開發企業參展數量便可見當地房地產開發的“炙熱”程度。
　　在國家調控下，投資過度，發展過度猶如一個吸血鬼讓鄂爾多斯樓市過早呈現頹勢，頹勢給當地也帶來諸多影響：首先，樓市繁榮在宏觀調控及民間借貸資金緊張的雙重擠壓下難以維系；其次，樓市的蕭條引發大范圍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危機；最后，由于民間借貸在當地呈現“全民化”特點，牽涉行業及領域甚廣，金融穩定和社會安全受到嚴重挑戰。此時，地方政府面對的不是一個行業的調整，而是整個社會多個方面的更深層次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會怎樣做？是繼續維持表面上的繁榮，還是經歷陣痛完成向健康發展的“蛻變”？答案顯而易見。
　　如鄂爾多斯一樣，很多地方政府都需要面對樓市調控所帶來的復雜局面。個別地方政府也會出現由于對痛感感受明顯，因此便有放松調控、麻痹自己達到減輕痛感的做法，不過從目前來看，這種行為并不是主流。
　　人們擔心的是由于業主維權抗議在一些地方升級為暴力沖突，也由于樓市萎靡不振損害到與其相關的諸多產業的發展，更由于政府財政收入減少，作為調控主導力量的地方政府對樓市調控的導向上出現更多的猶豫做法，不過，“問責制”將有助于減少地方政府的小動作。此外，人們也應對“猶豫”及“樓市維穩”有所區分，一些專家認為，樓市博弈后期，調控政策的微調不可避免，這樣更有助于樓市平緩下行。樓市維穩、微調是必要的，民眾也需要寬容、理性對待。其實，面對“向下的痛”，堅持或許是最好的減痛方法。